到澳洲后，常常有人问我什么感觉？和美国比有什么不同？我总是用各有利弊来搪塞过去。一晃眼，三年过去了，来时的新奇也变成了习惯，澳式口音和一些与“众”不同的用语由刚开始时的好玩也慢慢觉得顺耳。坐在这里，望着窗外袋鼠悠闲地吃草，我不由诧异，这难道是快要从假洋鬼子变成土澳的节奏？不过，没有改变的是，步行依然靠右走，开车常常想按雨刷却亮了转弯灯，这些仍然提醒我是从另外半个星球过来的。

澳洲好在哪？从工作上讲，合作伙伴比较容易找。进入格里菲斯大学三年来，在我们糖组学所里我就与10个研究组在抗菌、抗病毒、抗癌小肽实验上有合作。此外，在学校内还与其它研究组在生物信息上合作。同时，慢慢开始在邻近布里斯班和阳光海岸的大学也有合作者了。相比而言，我在美国十几年断断续续也有一些合作者，而且好几个还继续在合作。但数量上要比现在少很多。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压力大，大家忙碌着自己的事，没有空去与别人合作。另外一方面这与我目前计算和实验两头并进，合作的方向和机会大大增加也有关。

澳洲还有一个好，就是离中国近。除了刚搬过来那年还回去了一趟美国，下一次就不知猴年马月了。主要是因为离开美国后，就几乎收不到美国会议、大学的邀请了，与美国的同行也只能在论文上见了。并且从这里去美国直达的城市很少，一般在路上就要两天。 但中国就近了，更重要的是只有两个小时时差，而且直达的城市在不断增加。现在从黄金海岸就可以直达武汉，不久就可以直达成都。附近的布里斯班原来只能直达香港、广州，今年底就能直达上海，同时我们大学也积极鼓励和国内大学合作，所以我有空就回去转转，和国内的合作也增加了不少，真是有得就有失啊。

在澳洲科研的不利因素也有一些。这几年经济一般，研究经费少了，但高水平科学家挺多，竞争和美国一样激烈。而且基金评分过于注重以前发表的所谓高影响因子论文的经历，不利于象我这样从计算转实验、换新方向的。我虽然也靠运气拿到了几笔钱，但平均一个基金的金额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而各种费用特别是人员的费用要比美国贵很多，跌下来的汇率也增加我们的负担，所以钱既不经用也不够用，还需要不断努力，拿更多的钱。运气好的是研究所的领导和校领导对我有耐心、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有一点是我低估了在澳洲建实验室的难度。许多实验用的器材要从国外进口，时间长、手续杂，费用大。实验室安全方面的规定特别多，像是比美国还要严格。有点新想法，首先要安全过关。虽说这也是必要的，但有时候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也要折腾一番。最近我们在建造一个全自动合成仪，学校对我们供电的安全设计的要求真让我们既开了眼界，又瘪了腰包。花在供电安全设计上的钱占我们所有元件费用的三分之一。所以三年来，由于做实验人员少，我们实验有进展但没有预想那么快，幸亏我们生物信息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合作，输入了一批新生力量。论文产量和质量没有因为搬家而有明显的变化。最近，学校通过了我三年的审核，让我这个三年的临时工转正了，呵呵。不过和美国大学不一样，这里的教授没有终身制，学校想让你下岗，只需要说要精简就行了，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偶然的。

工作之外，生活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环境尤其好，感觉是生活在一个有山有水，三季如春的世外桃园里。邻里之间关系挺轻松的，总体觉得这个地方比美国的大多数城市更有安全感。孩子们独自坐公车上学比比皆是。太太和孩子都挺喜欢这个新环境。看样子咱们老祖宗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蛮有道理的。

作者：周耀旗教授，1984年中国科大近代化学系学士。1990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学位，1995年到2000年在哈佛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马丁·卡普拉斯组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200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助理教授，2004年升为副教授，在2006年成为印第安纳大学信息学院和医学院教授，2013年起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糖组学研究所教授。他长期在结构生物信息学方面工作,到目前共发表论文150余篇。现在主要从事疾病性基因突变的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分子药、疫苗的理论设计与实验研究、开发及制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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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耀旗的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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