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 510275）；
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 510275），中国孟子研究院（邹城 273500）

94岁高龄的李锦全教授早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1960年转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文史哲兼通，充盈浓郁的文史情怀。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方面面做过精深的研讨，成果硕富；在此基础上提出“矛盾融合、传承创新”的哲学史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锦全教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的践履者，特定的时代与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形成了“忧患意识、旷达人生”的哲学观，这是一笔让人受用无穷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立群,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旗地作为清代的一种特殊土地形态，历来受到清史和满族史研究者的重视。但关于旗地制度中重要一环的庄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前期，而对于其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演变过程则疏于全面考察。文章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谱牒档案》和河北省档案馆藏《获鹿县民国档案》为基础，对晚清时期获鹿县皇庄庄头的身份、顶补、应试情况及其在民国时期“旗地变民”过程中的作为和最终归宿进行考察，以期较为系统地呈现庄头这一特殊人群的历史命运，以及与其命运相始终的旗地制度的兴衰。

温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李星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英国撤离次大陆前夕，美国和尼泊尔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于1947年正式建交。但因若干地缘因素掣肘，加之美国先欧后亚的冷战战略，两国关系一度停滞不前。随着中国革命胜利，解放军进军西藏，冷战蔓延到亚洲，尼泊尔在美国区域政策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美国对尼政策形成。它以保持尼非共国家性质为主要目标，支持其展开民主化进程，参与国际事务并倒向西方。1955年中国、尼泊尔建交，双边关系迅速升温，对美国既有的尼泊尔政策构成挑战。在持续评估中尼互动的基础上，为更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美国调整充实了对尼政策内涵，明确加大美印合作介入尼泊尔事务的力度，同时防止印度完全控制尼泊尔。由于美印尼三国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差异，基于反制中尼关系发展的美国对尼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周振忠，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哲学系（广州 510275）

迈克尔·林奇在克里斯平·怀特首倡的真理多元论的基础上，参照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提出了功能主义多元论。他认为真概念是一个功能概念，真性质是一种功能性质，能够被不同领域的低阶真性质所实现或显示，因此，“真”既是一也是多。林奇的多元论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实质论，也不同于收缩论。不过林奇的理论存在内在的缺陷。而从收缩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吸收多元论思想，并且能够以较少的概念资源达到同样的理论目的，因此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郭亮，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家庄050024）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王阳明龙场悟道多有研究，但目前来看尚缺乏站在释经学的角度对这一著名的思想史事件给予整体性的关照。实际上，王阳明龙场悟道有其深刻的释经学意蕴：王阳明通过“以经印心”的方式确立了对所悟之道的正确信念，并以“以心解经”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经典，从而把所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贯通儒家《五经》《四书》，其释经活动是“用力之久”“默识心通”之后的结果，属于典型的“体知”解经。由于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坚持“道一而已”的观点，使其释经学具有“圣经统一论”和“单一目的论”的取向。职是之故，虽然王阳明在诠释经典时对载道之“言”的多样性持比较包容的态度，但是并不会陷入诠释学中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

李磊，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马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提出“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外资企业业绩改善—外资撤离被抑制”传导机制，以《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政府网站绩效得分和排名数据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代理变量，构建2005年到2012年的微观企业—宏观城市数据集，研究数字政府建设对当地外资企业撤离的影响。研究得出，数字政府建设对外资企业撤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港澳台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要高于对其他海外地区外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此外，数字政府建设对高TFP型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型外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相对更强；数字政府建设在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非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密集地区可以更好地发挥对外资企业撤离的抑制作用。本文结论为理清政府治理和外商投资的内在关系、为“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

綦建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济南 250100） 

本文在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海外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海外背景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海外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海外背景董事比例越高，海外投资决策就越积极，对海外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就越强。即使在内生性、更换变量、安慰剂和分位数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国有企业和绿地投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方面更为有效；与海外教育背景的董事相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在抑制投资不足方面的作用略胜一筹。本文的结论彰显出公司治理对于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重要性，海外人才的引进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