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树群，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帆，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时代，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融为一体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构遵循着自身的理论逻辑：其逻辑前提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其逻辑起点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转化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其逻辑体系是由根本主题、实践指向、价值取向、基本面向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对于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制度建设的原创性贡献，对于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全面优势，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陈平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既是交往行为，也是价值重塑和实践创构行为，且彰显了三个理性向度。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耦合中既回应了“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又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特质。在价值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依凭其价值期待，既实现了“政治价值”与“人本价值”的辩证协调，又显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道德取向。在实践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在制度建设与具体实践中达成了辩证统一，在时代特色和理论原创的实践阐扬中得以延续与创构。

袁晓晶

上海大学社科学部

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身意观”，《中庸》建立了一套特有的儒家身体 观。在《中庸》中，一方面，“体”超越了具体的“形”，使身体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心”坚持了“一心”之则，通过对“身心同一”的建构，使身体观得以在具体的生存论视域中展开其丰富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庸》的“身体观”提出了确立主体的“己身”、涵养德性的“修身”与实现天命的“诚身”三层概念。最后，由“己身”“修身”进至“诚身”，《中庸》的“身体观”确立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天命的绝对性之间的张力，通过“保身”与“修身”实现了人的德性生命对个体生命局限性的超越。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家思拉恩·埃格特森认为国家的人均产出取决于国家有效使用两种相辅相成的技术（社会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能力。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社会技术）相互作用的原理既可用来解释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也可用来分析短期的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偏重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其实，诺思的社会技术决定论及对社会技术结构（有效率的产权、有效率的市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及社会秩序等）的分析许多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诺思把生产技术与社会技术相互作用的框架用于分析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社会技术适应不了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从社会秩序、产权保护、市场规模及分配资源的组织方式等社会技术层面分析我国产业升级中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三大产业的秩序来看，这些年我国第二产业得益于开放准入秩序发展比较好，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受制于有限准入秩序。尽管我国第二产业是开放准入秩序，但是产权保护和市场规模方面的社会技术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从产业创新来看，创新的组织模式至关重要，我国产业升级必须与创新的组织模式的转型结合起来。

吴丰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于家伟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对人类现实生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同时也冲击着现有的理论体系，那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批判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一系列新现象、新趋势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了再考察。构建了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为三个维度的劳动三维分析框架，结合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征分析得出结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均无法创造价值，而超人工智能则可以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可以说，本文不仅为从劳动价值论角度研究人工智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进行了一次尝试。

姚萌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李伟昉

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享誉世界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对哥特小说的深刻见解，而且创作了具有典型哥特式风格的小说。他将哥特式神奇魔幻的叙事形式与拉美现实相结合，为探索拉美文学叙事新模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表面上看，英国哥特小说对博尔赫斯个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实则却也藉由博尔赫斯，构建出了前者与20世纪拉美小说重要叙事形式之间影响与接受关系的重要路径。博尔赫斯对哥特小说的理论阐释及其创作模式的移用，直接影响了拉美新小说的发展方向，而其创新与变异，也对拉美新小说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

罗检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章太炎一生究心医术，撰著医论一百多篇，精研伤寒、霍乱等病。他对中西医的长短认识清晰，既融合中西，又彰显了中医的价值，并积极探索其发展途径。他研究中医的主要根源不在职业需要，而在国学家的文化关怀。章氏医论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与其国粹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王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刘宋、北魏对峙过程中，青齐地域入魏，诸医术人士应征北徙。自十六国以来，青齐地域为南北政权交替统治，造成了这一地域在学术文化、社会风尚诸方面南北融通的状况。就诸医者的地域来源与门户身份而言，多为来自河北的晚渡人士，多出自寒庶或为低级士族，也有来自江左之侨寓医术世家者。作为术艺之士，诸人深得北魏统治者如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宣武帝信重，侍奉内廷，执掌医政。诸人于医术各有所擅，诊断治疗，多有效验，且总结医药经验，汇编医药典籍，或招收门生，传授医术，对北魏医药事业多有建树。由于统治者宠重，诸人所受物质奖赏丰厚，特别是通过加官、赠官与封爵等方式，诸人之门户身份、官职爵位和社会地位皆有提升，尽管诸人依然为医侍本职，即便如王显掌管财政、司法与监察等实职，也必须“仍奉医药”，但相关身份、地位的提升，为其后人及家族地位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入魏青齐医术人士境遇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北魏鲜卑统治集团质朴刚健，用人上兼容并包，社 会等级意识淡薄，重视实务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