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江滢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在中国与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多有创获，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本文由江滢河以访谈的形式，请蔡鸿生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以及对学术前景的展望。既是一篇谈话录，又是一篇反思录。

巩本栋，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23）

宋代进士科举取士和贤良进卷等制度，推动了论体文以及经论的发展，就中自真宗朝进士考试以经义命题的做法，尤值得注意。宋代经论经世用、重人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又多以人情常理说经。这虽有其思想渊源，然更反映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新趋势。晚唐五代儒学衰落，宋初士子多出身寒门，学无所师，以己意说经，遂往往据人情常理为说。从人情常理出发，对儒家经典的讨论便不再是生硬的、冷冰冰的说教，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和情感，从中亦可见说经者自身的形象。至南宋，经论与史论及文学更趋于融合，文体上也逐渐衍化、固定，影响深远。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广州 510631）

20世纪20—40年代的传奇杂剧发生了明显且有意味的转换，在创作体制、文体形态、创作方式上出现了向既有戏曲传统退守、回归的趋势。通过适当调整、有所变通的方式延续和护持原有戏曲体制、文体形式和创作习惯，使其得以在日益艰难的戏曲文学环境中保持独特姿态与品性，在日益新奇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走完最后一段生命路程；同时在思想主题、精神内涵、文化观念上则出现了突破传统、勇于创新、面向现实、寻求新变的趋势。通过反映国家民族危机与觉醒、救亡图存、探寻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时代主题，从表现时代精神、传达当代意识、汇入思想文化主潮方面为其最后生命注入时代生机与精神活力。这种体制退守与精神突围之间形成了相互应和感发、彼此依靠支撑的关系，共同造就了最后阶段传奇杂剧的思想艺术品性和文化品质。这是作为中国戏曲古典形态的传奇杂剧在创作体制、文体形态和思想主题、精神内涵上做出的最后一次适应性调整和转换性变革，也是保持其民族特色、古典品格和转换生新、汇入时代主潮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一在调适与守护、变革与坚守、生存与终结之间所进行的思想艺术探索和文化转换，留下了值得深长思之的戏曲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经验。

刘春现，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 510275）

 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古代工作记载经典，因其在经学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造诣，成为一类别具特色的工艺书写典范文本。近代以来，西洋机器工艺进入中国，引起国人的关注，洋务运动时期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工艺类书刊，成为新知识的主要来源。《考工记》也成为士人认识和书写西方器艺的参照物。晚清时期“格致”成为西学的代名词，格致书院的考课最早开始涉及西方机器工艺内容，书院课艺中的工艺策问，引导士人发挥格物致知之义，比较《考工记》中的六工与西方机器工艺异同，并通过追溯《考工记》重叙本土的科技工艺制造传统，由此进一步接纳西方近代工业及其知识体系。早期中外人士合作翻译西方工艺书籍，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又超越传统之外，奠定了近代专业化的科技文体形态。在晚清社会现实需求的推动下，传统工艺书写文章，重新焕发生机，促进了戊戌以后西学翻译话语的普及，开风气之先，对中国近代文学演进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王岫庐，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275）

20世纪40年代初，穆旦翻译了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诗的晦涩》（“Obscurity”）及麦可·罗勃兹（Michael Roberts）的《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 “the Death of a Classicism” ）两篇诗论。穆旦在早年全力投入创作的情形下主动发起的翻译活动，与后来作为翻译家查良铮所开展的翻译活动相比，所受政治语境的影响和制约相对较少，更多体现穆旦本人对于现代诗歌的理论反省，同时也反映出诗人立足自己的语境对诗歌理想的自我省察。从这两篇诗论翻译的选材、策略、观念以及与穆旦同期诗评的互文探究中可以看出：1940 年代穆旦的诗学观中既有对叶慈个人主义和艾略特逃避诗学的扬弃，也有对奥登一代融入时代的政治态度之认可；既有对中国诗人智性写作的批评，也有对中国时局和诗学情境的反思。在这一基础上，穆旦呼唤“自我”从隐匿中现身，要求诗歌的理性担当，渴望诗歌能够传达光明、博大、深厚感情，多维度构建了诗人“新的抒情”之诗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