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发达的自然科学都是国家走在世界前列的保障，要像重视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议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评审制度，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列。”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在两会上提交关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法》的议案，并建议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高人才头衔，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同等待遇。  

这份重量级议案，再次掀起有关“文科院士”的激烈讨论。那么，为何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制度呢？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曾短暂地存在过“文科院士”。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当时决定先建立具有过渡性质的学部委员制度，待条件成熟后，再恢复院士制度。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并组成4个学部，首批推选出学部委员233人，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有61人。因此，可以将61人称为“文科院士”。

然而，到了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没有增选过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2006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牵头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内部设立了“学部委员”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自1977年以后，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院士”。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样至高荣誉称号的空缺，教育部于2003年启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提出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在此之后，各高校纷纷行动，文科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一级教授等岗位随之设立。

纵览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部分高校官网，“师资队伍”一栏下方，两院院士的“邻居”便是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科资深教授，足以见识高校对其重视程度。各高校逐步建立的文科资深教授制度，给一些在学术上做出杰出贡献、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科顶尖学者以肯定和激励，努力落实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推动文科发展的重大举措。

然而，对于取消“文科院士”一事的讨论和争议，几十年来从未停歇。早在201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呼吁，尽快设立“文科院士”。他认为，当前中国文科院士制度的缺失是对文科学者的一种制度性歧视，折射出“重理轻文”观念依然未泯，不利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放眼全球，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都设有“文科院士”，例如美国的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日本的学士院（一个直属文部科学省的特别机构）成员等等……

那么，为何我国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制度呢？抛开对文科的偏见和误解，客观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院士一般授予那些在学术或技术应用上具有重大或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专家，而突出贡献需要以实际研究成果来体现。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院士，开创了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解决了全国乃至全球人民的吃饭问题……我们能切身感受到，院士们做出的贡献为社会创造了无数价值。

与理工科不同，人文社科领域创造的价值难以被量化，显效周期比较长，较难进行直观评估。自然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方式直接、明显，但人文社科转化为生产力却间接、隐晦。

不同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在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得并不那么“科学”。若研究做得不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就不能称之为科学家。他进一步强调，若要在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一个院士制度，首先必须构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标准，即在社会科学领域设定一个院士资格的“客观标准”。

然而在人文社科领域存在不少“认同”上的障碍。文科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理论和思辨为主，由于“知识具有反复性，对知识的确认标准存在争议”，所以同行之间通常很难就重大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除此之外，参与评审的专家本身需要更具权威性或者有更高的学术造诣，他们更应是在该学科领域接受过系统训练、具有科学素养和学术伦理、掌握科学规范和科学方法并在同一学术领域被公认为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学者。但是所谓“文无第一”，就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评判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很难评判出孰优孰劣，文人之间也不轻易称谁第一。因此这样绝对权威的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目前仍然比较难找。

成就难以被直观评估、无法制定客观标准……这些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在人文社科领域无法设立院士的部分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表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可以推动人类社会重大进步，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急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零敲碎打的创新转向系统创新，从借鉴中创新转向有“中国风格”的自主创新。

“但目前，无论在队伍建设、经费投入还是制度保障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均相对落后于自然科学。”他说，自然科学有于1993年通过、历经两次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保障，而哲学社会科学依然处于立法空白状态，“其实，越属于‘软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越需要刚性的法律制度保障。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硬科学’的突破很不容易，文化创新、思想创新等‘软科学’的突破同样不容易。”

沈满洪建议，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全力打造能代表国家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高峰学科，对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要作为公共产品，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加强学科的梯队建设，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评审制度，人才引进中要防止“重理轻文”，一些国家级人才的引进要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放。

尽管“文科院士”这一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牵头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在其内部探索设立的“学部委员”制度，或许会为“文科院士”制度的设立奠定一些基础。

2020年新文科建设启动，随着文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评选制度日益完善。未来“文科院士”制度一旦设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建设发展也将迎来新的突破。

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相互促进、互相影响，没有良好而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就不会有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更重要的是，人文社科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促进科技发展朝着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这种价值的引领意义，是无法简单用数字估量的。

此番，对于设立“文科院士”制度的呼吁，无疑也是对那些拥有杰出成就的文科学者们的认可与重视。展望未来，无论“文科院士”设立与否，我们期待更多年轻学者投身人文社科领域，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