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

程庆栋 厦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

备案审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客观上要求明确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实务界以“双轨制”的方式在发展完善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应当予以关注和理论化。科学地构建我国的审查决定效力制度，需要妥善处理审查方式与审查决定法律效力的关系、审查主体的资格与审查决定法律效力的关系、维护法的安定性与保护个人权利的关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通过协商实现的审查，仅具有柔性的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强制实现的审查，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应当以不具有溯及力为原则，具有溯及力为例外。

东亚福利体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比较分析

杨爽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

在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在儿童照顾领域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福利态度。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2年的数据，对东亚国家社会成员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进行判断，从国家与个人特征两个层面分析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到有限的儿童照顾政策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总体倾向于家庭化，由韩国、日本到中国家庭化程度逐步加深。儿童照顾福利态度更多受到个人特征影响。性别、城乡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日本与韩国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的主要差异点。日本与韩国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得处于育儿阶段的女性期待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儿童照顾支持，快速城市化使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对儿童照顾支持有着更高的期待，隔代育儿的传统则使中国的就业者与育儿阶段的女性能够从家庭获得更多帮助。

诗性智慧的重溯与回归—儿童诗性智慧及其教育涵养

王康宁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

诗性智慧是人良善本性的自然涌现，其中富含积极而崇高的精神意境。诗性智慧既是原初智慧，也是从古至今人们不遗余力描摹和追随的理想智慧样态。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诗性智慧的正名和加持。缺乏诗性智慧的滋养，人的生存与发展会格外死寂沉闷；离开诗性智慧的润泽，人失却作为万物之灵的根底和源泉。理性有余而诗性不足的现代人既是诗性智慧消逝的推动力，又不断承受着自身行为导致的残酷后果。儿童作为最具诗性智慧的人，是人们自我关照的镜子，可为人们重塑和回归诗性智慧提供参照与镜鉴。在注重产出和收益的理性时代倡导诗性智慧并非站在理性的对立面，而是旨在以诗性智慧查补理性智慧的缺漏，为人们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指导。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杨宗红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论宋代宰辅词人群及其与主流词坛的关系

宋华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宰辅作为宋代政治最高级别的文人群体，受政治位置的影响，他们在写词时展现出大致相同的创作倾向，并在词的诗化，雅化等问题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在历时性的发展进程中，宰辅词人通过交游唱和形成一个个小型唱和集合，与主流词坛的创作倾向或保持一致，或存在疏离，或作为其有益补充，直接或间接地对词史的发展产生影响。

疏离于古文运动之外—论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

鄢嫣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

《宋史·文苑传》认为王安石和曾巩都对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起而和之”。在分别考察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细节后，发现这一观点有待商榷。王安石与欧阳修的交游，以相互欣赏为基础，但一方面王安石未曾回应欧阳修所提的文学建议，另一方面也婉拒了欧公想要托付文坛衣钵的愿望。王安石与曾巩的交谊虽然深厚，但留下的相关诗文中真正讨论文学的内容却寥寥无几。相比之下，曾巩与欧阳修文学交游的种种细节，标明他才真正是古文运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而王安石对欧阳修主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姿态，或者说在北宋古文运动前期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