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龙隼，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明前期所谓“文柄”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体现皇权意志的文学话语权力。文柄处在文学与政制的边界，连接着多重事项和多方势力；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学间性，是策动文坛变局的受力面，且每一项变局的受力面，都在文柄旁落之间性上。就明前期政制与文学关系而言，洪武朝文柄为皇帝朱元璋操控，永宣年间文柄转入馆阁重臣杨士奇手中，成弘年间移交李东阳所领导的馆阁翰苑。因文柄为政治上层所掌握，文坛格局总体呈向心态势。然正德朝以后，文柄开始旁落，先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再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学话语权力分化，文坛格局发生剧变，其向心态势逐渐逆转而走向离散，文风也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

杨柏岭，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芜湖 241002）

词学界多在中西关系中揭示王国维词学兼收并蓄及其创造性的现象，然而着重在词史演进中思考他接续词统观念、革新文学观念的自觉用心，仍然有相当大的发覆空间。王国维标举“境界”说，汲取进化论等思想，承接清代以来由南宋上追北宋、晚唐五代词的学词门径，推尊五代、北宋词；倡导文学“游戏说”，吸收文学无功利观等西方思想，接续并改造“诗余”观念，确立了词体的美学价值；在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上，引入叔本华等人的“天才”观，深化了词体以悲为美的传统；标举“自然”“真实”观，吸收海甫定等人心理学研究成果，重塑了清代以来日渐强化的“学人之词”的内涵。

梁建国，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厦门 361005）

近郊是北宋东京都城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农业发展呈现出与王朝政治的特殊关系。北宋前期，东京近郊承接着郊祭、田猎、阅武、籍田等礼仪活动，至北宋中后期，这些或渐次被废罢，或在形式、地点上有所更张。与之相伴的是近郊农业在北宋一百多年间的开发与转型，经历了由旷土、草地到农田、牧地，再到园圃的几度变迁。与唐代长安相比，北宋东京的近郊完成了由政治礼仪功能向经济产业的过渡，折射出中国古代都城由政治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的时代趋势。与一般城市比较，东京近郊与都城毗连，其农业发展更直接地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并对地方州县具有示范作用。从东京的城市布局来看，近郊农业有赖于城内的消费需求，作为京城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并未形成完备的城市功能，不同于江南城镇的“城郊都市化”模式，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多元道路。

布里吉特·尼古拉（Brigitte Nicolas），洛里昂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馆长（法国洛里昂56290）

郭丽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 510275）

“安菲特利特号”是历史上开启中法贸易的首艘法国商船。在“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之前，葡萄牙人早已将中国商品进口到欧洲，引发“中国器物热”。18世纪初“安菲特利特号”首航返欧，带回瓷器、漆器和餐具等各种商品。中国商品首次在法国拍卖，推高法国社会的“中国器物热”风潮，也成就以“定制品”为特征的各式“中国风”。与此同时，“中国器物热”的发酵催生仿制品行业。在1730—1740年代摄政时期，仿制品泛滥，“中国器物热”逐渐退潮，定制品被分解成小配件，镶嵌在洛可可家具上，“中国风”融入洛可可审美风格之中。

黄晓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 510275）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岭南社会学的发展是对中国社区研究的拓展，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和运用进行的检视。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关注中国结构变动下城市变革与边缘社群的变迁。城市边缘村落、边缘人群和“河上城市”构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三个社群与国家共命运，呈现出常态和动荡的两面。三个领域的研究生产出社会学的地方知识，形成鲜明的岭南地方社会学特色。如何关注边缘社群、为边缘社群正名及发声，从他们的主体出发，倾听其诉求，正是岭南社会学早期发展的一个诉求与使命，这也是我国社会学的基础关怀，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前提和学科知识再生产的脉络。

应千伟，四川大学商学院（成都 610064）

杨善烨，四川大学商学院（成都 610064）

张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

如何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基于我国十八大以来全面反腐倡廉这一准自然实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腐败治理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并且这种效应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腐败治理力度较大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腐败治理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高管晋升预期较强的企业里，这说明了强化外部监督与优化晋升激励相互配合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性。

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林爱杰（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数字金融的发展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使用数字金融的小微企业比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杠杆率都要低，即小微企业使用数字金融既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又进而降低了杠杆率，数字金融发挥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欠发达地区、成长期的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杠杆率的影响大于对发达地区、非成长期的小微企业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和生命周期异质性，也说明欠发达地区和成长期的小微企业更加依赖于数字金融，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成长期小微企业的作用属于“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