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重特大突发事件具有前兆不充分、易发生次生和衍生灾害、造成的损失及后果严重、准确预防和有效控制难度大等特点。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属于重特大突发事件，本次疫情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其中，应急物资保障问题非常突出，暴露出当前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文章从重特大突发事件特征出发，基于我国国情，给出面向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提出重特大突发事件分形应急物流管理体系的构建架构，以及该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建设的有效保障机制。

浦天龙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社会力量凭借其灵活机动性、技能丰富性、动员社会性等优势，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了有效补充。在有些方面可以承担重要的社会功能，即社会力量兼具“平常—应急”两种状态下的三种社会功能：平常状态下的科普减灾、应急状态下的应急救援、灾后重建。应构建法制化、统筹化、激励化的政策保障体系，建立协同化、科技化、实战化的应急响应机制，打造专业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社会培训格局，通过制度路径使社会力量能够有效参与应急管理，从而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邹一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自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目标，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共同配合实施的全方位户籍制度改革。新户改虽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困境问题，通过反思新户改的实施进程，文章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根源在于新户改政策仅着眼于城市内部不同人群的福利失衡，忽视了城市之间福利水平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从城镇化战略上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扶持力度，先缩小城市之间福利水平差距，再解决城市内部福利分配失衡。

李 静 李逸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6；

管理世界杂志社,北京 100026

文章采用CHIP（2013）数据集对我国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及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只是在当前，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并未达到均衡或者最优处的人口规模水平。（2）在城市内部，居民个人能力、教育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种个人能力的差异程度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扩大。（3）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歧视是造成城市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并在大城市愈加明显。

梁本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100028

人类历史上每次大流行，城市均成为大流行风暴中心与灾难中心。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不均衡，内部存在很多防控短板与漏洞；一些促进城市发展的有利因子，同时也是促进病毒扩散的重要因素；倾向于极化发展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极大地加剧了中心城市成为风暴灾难中心的风险。要将城市群从大流行灾难中彻底解救出来，必须以数字城市、云城市、云城市群建设为依托，创新城市化发展道路，变革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同时，引入抗流行脱感染高新技术，优化城市基层医疗卫生疾控服务，着力解决城市所存在的防控短板问题，实现城市群体系更全面均衡的发展。这是新冠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城市群安全稳定持续发展的新方向。

胡江华１ 钟瑞添２    

1.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武汉430079;

2.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内在矛盾以及对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世界历史演变呈现出的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其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面对世界发展难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做出新的解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野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规定性，需要遵循“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需要正确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演变发展和部分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探索东方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以及为世界发展难题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汇率决定理论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核心话题和理论前沿。文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决定问题，研究表明：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汇率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并与生产率差异显著正相关，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供了更多实证证据；资本市场状况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存在遮蔽效应，资本市场成为影响汇率与实体经济联结的重要因素，维护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稳定人民币汇率、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愈发重要。

刘 俊 董传礼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文学作品的跨媒介转换有相当长的历史，在互联网媒介融合的时代，这种转换出现了结构性和时代性变化，主要涉及创作机制、接受机制和审美机制的转换。这些深度影响到传媒艺术史和文学史的书写，其中对于文学史的影响值得从本位性与增损性、精英性与生活性、单一性与多元性之辨等角度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