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杨卫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曾处理过一起紧急撤稿事件。当时，该校某附属医院一组医疗人员向施普林格·自然旗下一家期刊投递的论文被发现存在数据剽窃。该刊主编建议采取“极端措施”：该集团旗下所有期刊禁止发表浙江大学所有投稿。

危急关头，杨卫随即联系该刊主编并承诺会严肃处理所有涉案人员，该校才未被“极端措施”波及。最终，涉事论文第一作者被解聘，通讯作者也被停招博士生两年。

“不要在学术上游戏人生。”杨卫在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爱思唯尔共同举办的科研诚信研讨会上以实例警示科研工作者。

此次会议上，来自国内外的科研工作者和顶刊编辑就构建“天网”防止科研不端建言献策，并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采取措施营造更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

勿让“劣币驱逐良币”

近年来，指向中国作者的多起大规模学术不端事件受到关注，引发了一些学者对科研公信力的担忧。

例如，最近《微处理器和微系统》期刊400多篇论文因涉嫌伪造广受关注，问题包括用同义词躲查重、引用虚假文献、重复他人图片等。涉事论文大部分来自中国作者。该刊出版商爱思唯尔对相关涉事论文表达关切，并着手进行相关调查。

8月初，《撤稿观察》网站报道称，有多达576篇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涉嫌论文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这些论文涉及55个杂志，目前众多文章已被撤稿。

学术不端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朝暴露，涉事者往往会名誉尽毁，其身边的人和所在机构也被波及。

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和一些期刊的编辑期间，杨卫曾处理过研究者买卖项目申请书；审稿人“监守自盗”，转投原作者被拒稿件后被揭发等情况。涉事人一朝投机取巧，触犯行业规范，最终玩火自焚，名誉尽毁。

“学术不端行为不只会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没有科研诚信，学术界就会完全失去公众的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说，学术不端可能误导后续的相关研究，导致科学研究走上没有必要的弯路。

更糟糕的情况是，有专家指出，一些人拿着“好看”的结果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让遵守科研诚信的学者变得式微。

多网齐下 围堵不端

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各类造假现象，学术界也在通过各种方式鉴别学术不端行为，捍卫科学的尊严。

以图像造假为例，爱思唯尔旗下全科学开放获取期刊Heliyon（生命科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与医学）主编Christian Schulz指出，由于数字工具的广泛使用，近年来图片处理不端方面的行为日益增多，约有10%的发表论文中存在可疑的数据，其中约有1%为故意造假。

“以此计算，过去十年中约有3000万篇论文发表，也就是说相当于300万篇论文数据是可疑的（数量相当于印度同期发表论文数量），故意造假达到了30万篇左右（相当于马来西亚同期论文产出）。”他说。

Schulz表示，通过建立大型数据库，人工智能已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相似度多少，辨别出一篇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现在，针对图片造假，Pubpeer平台匿名举报、一些专业人员的仔细筛查，让一些相关科研不端操作不断曝光。

同时，针对图片造假的智能化“打假工具”也在不断演进。例如，哈佛医学院、维也纳大学正在开发图像识别软件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找到论文当中一些重复的图像。一些私营公司，如以色列的Propfig公司、日本的LPIXEL公司也在加入这一阵营。Schulz表示，科学期刊出版界也建立了生命科学出版机构研究组，以期开发更多的工具，捍卫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在我国，杨卫表示，21世纪以来开展了整肃学术诚信的“六大战役”。从设立学术不端举报机制、不再允许多种语言一稿多发，到进行相似度核查、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再到对大规模撤稿的调查、对研究可重复性与学术规范性调查，我国撤稿率逐年降低。

“随着学术不端‘零容忍行动’的展开，2010年成为我国撤稿率发生变化的转折年。”杨卫表示，在此之前，我国出版物撤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之多。目前，我国的撤稿率和世界平均相比仍然偏高，需进一步强化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科学研究需要客观、诚实、严谨、透彻，从研究设计到数据处理，直至得到最终结果，都是如此。”付巧妹说。

同时，她认为，科研诚信不止于诚实，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如针对数据、样本或研究方法以及数据解读等过程中的一些偏见问题。这些要求研究人员要对自己的研究持否定否定再否定的态度，充分仔细检视研究是否存在问题，从源头避免出现可能存在的错误。

堵不如疏

遏制学术不端，堵不如疏。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建议改善目前的科研大环境，营造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消灭学术不端滋生的温床。

“有很多压力促使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比如获得终生教职、获得资金。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有些研究者可能会做一些令他们后悔的事情，这确实造成了不好的生态。”《细胞》主编John Pham说。

《柳叶刀》高级执行主编和期刊学术伦理工作负责人Sabine Kleinert也认为，目前的科研文化亟需改变。“大家想发表科研成果时，考虑的问题可能是它能不能给我的简历上添上一笔，对我的职业生涯有没有帮助。学术机构也会考虑到论文的影响力和影响因子能否让它们获得更多项目资金。大学的排名也会以此为参考。”她表示，做科研发论文的作用由此被异化。

她表示，理想的状态是，有良好的科研环境，最高标准的科研诚信，透明地发表有科学价值的原创成果。“这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Kleinert说。

人并非完美，科学研究亦是如此。付巧妹认为，在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同时，也应容许科学家“犯错”。

例如，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从埃及木乃伊获得的DNA样本被认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20年后，同一作者才发现其结果是由当时的DNA样本污染得出的。“对这类因条件限制，而非故意为之的错误，需要思考是否应给予一定的容错空间。”她说。

付巧妹表示，新的知识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最后形成成熟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些早期提出的有争议或者不准确的内容，与其直接全盘否定，不如给予更多的讨论和进步的空间，营造更健康向上的科研环境。

会上，有专家认为，在某些领域公开一些研究错误有时非常重要，但现实中大环境有时并不是很友好，错误可能会被无限放大。特别是一些年轻科学家可能会害怕如果犯错将面临严重后果，甚至一些小的错误也被人攻击，因而不敢离开舒适圈。这可能会让一个领域失去很多重要的发展机会，为此健康的科研环境也应完善容错机制。

与此同时，Pham认为，避免学术不端，实验室的“小环境”，特别是文化氛围也很重要。“好的实验室文化是，研究中能够坚守规范，让实验室能产生自信的结果；当实验失败时，可以有建设性地提出意见；发生错误时，能够鼓励诚实地应对。”他说。

在杨卫看来，当前全球实现健康的科研生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他坚信，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科学家是可以自我纠正、自我更新的。

内容来源：科学网